本期仁医医疗特别邀请到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德国神经科学学会创始成员、董事、前任主席Prof. Bähr做专题访问。（详细人物介绍已放置于文末）
Prof. Bähr自2001年起任哥廷根大学医疗中心神经内科主任，获神经病学系主任终身教职。在Prof. Bähr带领下，哥廷根大学医疗中心神经内科在全球范围内非常知名，医院也新建成了心脑中心（HBCG），作为“德国第一个心脑中心”的主任，Prof. Bähr介绍了中心的发展计划。
Prof. Bähr作为德国神经病学和神经科学的领军人物，他身兼多重职务，日常生活也非常忙碌，但其独特的管理模式，令他在神经病学和神经科学领域都有极高造诣。在新冠肺炎“全球化”的当下，Prof. Bähr表示这不仅是肺部疾病，也是脑部疾病，他关注到Long-Covid（新冠长期症状）病人深受脑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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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您是何时决定从医的呢？又为什么专攻神经内科呢？
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其实一开始我根本不想从医。我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小时候有一次我们正在高速公路上，我们偶遇了一场车祸，事故车辆就在我们面前起火了。因为我的父亲是医生，他随身带着他的器械，所以他从那辆正在燃烧的车里把伤者都抢救出来。 我看着伤者们哭喊、受重伤、流血不止，当时我想我以后绝对不会成为医生，因为我做不到（面对这些）。 上高中的时候我接触到了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这些在当时是很酷的，大家都想成为伍迪·艾伦之类的人物，所以我想这应该也蛮有趣的。因此我决定学习医学，成为一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或者精神科医生。 但是当我在图宾根大学学医的时候，我发现大家都太宗派主义了，他们所做的和主张的根本没有科学依据，因此我最终决定投身更真实的科学研究。我在神经病理科申请了职位并在那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然后又到神经内科进行临床实习。所以我的从医之路并不算十分顺利，而是有点机缘巧合，遇到很多不同的人、慢慢探索出来的。但是我一直以来都热衷于探究人类大脑到底是如何运作的，这是我的初心。 仁医医疗：是的，我们总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是的，前往目的地的路上总有偏差，不会一帆风顺。在学习医学的同时我也学习了哲学，因为除了医学上的可能性以外，我也想以更广阔的视野探索世界。
我周末很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塑造了我的成功。我刚刚也提到，我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但是他陪伴我的时间并不多。因此是我的教师母亲，更多地参与了我的教育。我是家里唯一的小孩，我的母亲对我倾注了她所有的心血，我从她身上学到的东西使我受益终生。我不仅习得了阅读和计算的能力，也培养了遵守纪律、正直可靠、严谨精准的品格。 我很早就开始进行大量阅读，我不仅对阅读充满好奇心，我也很喜欢户外实践。我喜欢到森林里，不只是为了玩乐，也为了亲手打造一些东西。我喜欢在森林里动手建一些小房子和桥梁之类的，我感觉我不仅仅是在跟大自然进行互动，还能亲手创造并且完成一些东西。 我认为我的童年把我塑造成了更好的人，我知道我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也可以依靠父母，这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3、您职业生涯中是否有对您来说很重要的导师，他们教会您什么，是如何启发您的呢？
我在图宾根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学位时，研究方向是神经病理学。我的博导Peiffer教授是德国非常重要的神经病理学家，他不仅教我科学方面的知识，也教我科学相关的政治学。他本来想让我专攻神经病理学，但他后来意识到我不会满足于此，他随即建议我尝试临床神经病学。 当时Dichgans教授是大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当时他在德国神经内科界是非常权威的专家。从他身上我不仅学到非常多临床知识、治学态度，也学习到如何做一个科室主任、如何管理一个大学医院神经内科。 第三位对我影响深刻的人是Friedrich Bonhoeffer教授，他是当时我在图宾根马克思普朗克神经生物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时的主任。从他身上，我真正深入地学习到我该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和基础研究，以及如何搭建国际合作的关系网络。
4、从您自身经验出发，对于一名医生来说，到不同医院或者不同国家访问的重要性？
到不同的地方学习对一名医生的教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名医生，我们的选择有很多，起码在德国，医生们可以选择在私人专科诊所、小规模的医院，或者是在大学医院进行专科培训。我认为了解不同的可能性并找到自己的热爱所在是非常重要的。你想在哪里工作？你真的想在大学医院工作吗？如果是的话，不同的大学医院之间也有非常大的差异，因此具体选择去哪家大学医院也很重要。这些大学医院薪资待遇如何？他们的学科重点是什么？这些都要结合你本人的专业领域来考虑。 在我学习医学及后来进行神经病学专科培训时，神经病学很明显被分为几个以某些主任带领的学派。当时德国大多数大学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都出身于弗莱堡学派。Hans Berger在弗莱堡发明了脑电图（EEG），此后他培养了许多年轻学者，这些人后来都在全国各地当上了科主任。 弗莱堡学派在德国神经病学的主导地位不言而喻，这一学派的学者们的教育理念也十分统一。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一学派的优越性，同时弗莱堡学派也是真正将基础研究与临床神经病学相结合的学派。当时很多学派都做不到这一点。 对我而言，我只能选择师承弗莱堡学派，于是我选择了杜塞尔多夫大学，当时来自这一学派的Freund教授是科主任。后来我又回到图宾根大学，在Dichgans教授手下学习。因此，到不同的地方学习访问能让你更清楚哪里最适合你发展，以及你能在哪里接受最好的教育和指导。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医院跟国际上的联系如何？这个平台能否给予你国际交流的机会？因此我认为，首先要勇于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并且从众多医院中挑选出一个能给予你最好的指导，能为你在本专业发展提供更多帮助的医院。
5、哥廷根大学医疗中心的心脏病学和神经内科在全球范围内非常知名。恭喜贵院成功建立全新的心脑中心（HBCG），作为中心主任，能否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贵中心未来几年的计划？
传统意义上来说，医学划分了不同的专业领域，如心内科、胃肠内科、外科、神经内科等。但是几年前我们意识到，如果想要更深入地了解、更全面地治疗复杂的疾病，各学科之间需要更密切的合作。 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疾病会影响大脑，而且大脑也会影响心脏。某些疾病会影响支配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系统的自主神经系统，可能会导致情绪障碍或压力而影响心脏功能。 如果我们想深入了解像Takotsubo心肌病这类比较复杂的疾病，我们需要同时对病人的心脏和大脑进行监测。我们需要在系统医学之下，配备同时监测两个系统的诊疗设备。系统医学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先后监测、分析两个器官，然后把两个器官的分析结果拼凑在一起。我们可以以一种理想的方式同时对两个器官进行检查和分析。 在哥廷根大学医院，一直以来神经内科和心内科的合作都十分紧密。此外，几年前，马克思•普朗克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Jens Frahm教授，开发出一种新的磁共振成像技术，我们称之为“实时MRI”。在这种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可以短时高频地生成MR图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心脏和血管的搏动，也可以看到脑脊液的流动。我们现在尝试将心脏和大脑的测量数据与心电图和脑电图的电生理测量值结合起来 ，并整合这些参数。我们的目标是能够定义危重病人反应的新标记参数，比如病人如何应对情绪压力或身体压力，或者情绪压力或身体压力对心脏或大脑的影响。 为了实现我们的伟大蓝图，我们申请建设了一座新的研究大楼。为此我们向主管科研机构发展及建设的德国科学与人文委员会申请了一笔资金。申请项目的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们最终成功了，获得了约三千万欧元的资金。大楼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底开始运营。新大楼将会配备最先进的技术、设备、设施，如新的MRI技术。这使得我们能够同时对病人组和健康对照组进行实时的心脑功能监测，并将研究成果尽快转化到临床，推动心脏病学和神经内科的学科发展。 本项目的成功不能仅靠神经病学及心脏病学的专家，我们还要跟物理学家、数学家、IT技术人员一起合作，大家一起努力开发新的算法，把不同的检测方法都整合到一起。 实际上，这是德国第一个心脑中心，是由我们提出的、全新的试点项目，同时也是学科协作的新模式。为此，我们还尝试开放教授招聘领域，我们正在物色致力于交叉学科的教授。举个例子，我们聘请了一位老年心脏病学与神经内科的教授。因为老年人普遍同时患有神经内科疾病与心脏病，最佳的治疗方案并不是把他们从一个病房转到另一个病房，而是把他们交给交叉学科的专家进行系统性治疗。因此我认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不仅要进行更精细的分科，也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学科整合。 仁医医疗：这真的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您能再详细介绍贵院具体是如何进行学科整合的吗？ 这个想法起源于一些心脑共病，比如说心力衰竭，此类患者应该在专科病房接受心脑联合诊断。在我们医院，我们建立了相应的老年心脑疾病科，同时病人也会在我们的心脑中心接受最新的综合诊断。除了接受标准和高端常规诊断外，我们还会将这类病人纳入到实验中，比如心脑实时MRI项目等。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神经内科的专家，我们需要心脏病学专家，我们需要神经影像学、MR研发专家、物理学家、编程人员等。我们需要大批不同学科的专家，把大家汇集在一起，将各种最新的技术整合、应用到临床工作上。同时，我们在临床培训和综合科研网络中，为正在进行专科培训的年轻神经内科医生和心内科医生开展了临床科学家计划。 还有一点，我们在哥廷根设有两个国家级心脏病学和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心，两个学科间的科研也密切合作并成功进行临床转化。
6、您如何平衡行政、临床、科研、教学工作及个人生活？
首先我认为所谓的“工作生活平衡”是错误的。工作和生活之间根本不存在平衡状态，因为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假如你并不热衷于你的工作，也不认为你的工作和科研活动是生活的一部分，那你应该放弃。同时我们需要铭记，只有真正给我们带来乐趣、花费我们大部分精力的事情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生活。如果你觉得你并不享受你的工作，那你应该放弃。 对我来说，我的个人生活与我在医院和实验室的生活是不可分割的，每天我都在医院和实验室度过绝大部分的时间。因此，我认为时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什么事需要自己亲自做，什么事需要交给他人做，以及什么事需要团队合作完成。 仅凭我个人的能力是没办法完成这么多事情的，我需要很多帮助。我需要跟我的高级住院医师、住院医师、其他教授、我的秘书、护士、研究护士以及实验室成员有紧密的合作。因此，如何在有效进行任务管理的同时对每项工作的进度了然于心并及时调整工作的前进方向，就显得尤为重要。 你还需要学会放权。如果管理者对每一个细节都要管理和把控的话，很容易陷入微观管理的误区，这是非常不好的。当然，在出现状况时，你必须得给下级一些帮助。但是绝大多数时候，你需要信赖这些跟你一起工作的人、你亲手带出来的人，并且以一种非常良性的方式一起工作。我自认是一个比较擅长于管理团队的人，我总能井然有序地安排工作，否则我真的会应接不暇。 我们是德国最大的大学医院之一，医院10%的收入来自于神经病学，光是从事神经病学相关工作的职工就有好几百人，其中包括科室的职工和相关实验室人员，所以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企业了。 我不仅像科主任，更像是一个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举个例子，我必须要知道谁的小提琴演奏得最好，这时我就需要整个交响乐团的支持。以上就是我平时管理团队的方式。 同时，我也给临床工作预留了时间，今天一大早我到科室里开了晨会，大家针对周末入院的病人进行汇报，以便我了解科室每个病人的病情，同时在会上讨论每个病人的神经病学影像，并制定治疗策略。然后我会去查房，包括重症监护室和脑卒中单元等，了解每个病房的情况。之后我就来接受采访了。稍后我会接诊商业保险病人。下午我跟实验室成员开会，或者跟院外人员或哥廷根其他机构的来访人员见面。 因此我必须得把事情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留出独处的时间，因为我需要独自思考和阅读的时间。
7、您活跃于多个神经科学学会，是德国神经科学学会前任主席、德国神经内科学会94届年会主席，您认为这两个学会对各自所在领域和从业人员有何重要意义？
我觉得我有必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在两个领域都如此活跃。我刚开始工作时，这两个领域（神经病学和神经科学）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神经病学医生只在乎疾病和临床研究，而神经科学家只研究动物模型和基础科研问题。 我在神经内科进行专科培训之初就下定决心要放下临床工作几年，在德国科学基金会（DFG）的资助下到马克斯•普朗克发育神经生物学研究所专攻基础神经科学。所以我个人尝试将临床神经病学、临床培训和基础神经科学的教育结合起来。正因如此，我接触到了这两个学会。 德国神经病学学会的历史比较悠久，距今已有超百年历史。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我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学会的成员。但是当时在德国不像美国一样有神经科学的专有学会。所以，大概20年前，我们开始考虑创建一个这样的学会。我是德国神经科学学会的创始成员之一。德国神经病学学会的年会隔年举办一次，举办地点都在哥廷根，而我多年以来都积极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因此我曾被选举为学会主席。作为临床代表，至今我仍是学会的董事会成员。 一直以来我的志向都是把这两个领域结合起来，让基础研究人员与临床有更多接触，理解什么是真正与临床相关的。我也希望临床医生能更多参与到基础研究中去。因此我认为这两个学会在各自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涉猎两个领域也是很重要。同时我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发展新的教育方式来鼓励年轻一代同时涉猎两个领域。 举个例子，我是2001年入职哥廷根大学的，当时我加入了一个由诺奖得主Erwin Neher，Walter Stühmer以及 Diethelm Richter在一年前发起的倡议，他们创立了一个名为欧洲神经科学研究所（ENI-G）的机构。我们也为这个机构申请建设了一座新的研究大楼，并且以此支持年轻科研团队的活动。这些年轻科研团队是完全独立的，他们并不附属于某个强势的研究所所长，他们可以自主开发科研项目。（除了科研之外）他们唯一要做的是要自主获取来自欧盟或者德国政府的资金支持，用以维护人力资源，而我们为这些团队提供指导、实验室位置、仪器等等。 我们不仅试图将大学内的科室和研究机构联系起来，同时试图将科室和整个哥廷根地区所有科研机构联系起来。哥廷根市有非常多研究所，比如有好几所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一所莱布尼茨研究所、一所亥姆霍兹研究所，以及即将落地的一所弗朗霍夫研究所。 我在德国神经科学学会任主席时，我们搭建了一个名为“大脑”的网站。这是一个教育网站，旨在为感兴趣的人、年轻从业者、学会成员提供神经科学领域最新进展、人类大脑如何运行以及某种疾病发展进程的相关信息，是一个教育工具。 但是直到我上任时，我申请了一大笔资金，我们才有钱来做这件事。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加入这些学会给了我们跨界合作、跨界学习的机会。 同时，我作为英国皇家内科学院院士，我可以广泛地跟整个欧洲的同道们沟通，也能试着影响整个欧洲的政策。
8、您十分活跃于临床，并且自2005年起您是德国国家科学院成员之一，您认为科研对一个临床医生有何重要意义？
其实国家科学院最专注的不是基础研究。如果您对您所在领域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您就有可能会被提名为利奥波第那科学院院士。德国国家科学院是所有科学领域自由交流的论坛，同时也是为政府提供科学咨询的主力。 除此之外，科研对于想要进入学术界的临床医生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我们需要分辨出哪些是只想成为临床医生的人。对于只专注于临床的医生，临床的培训和教育是十分重要的。还有一些只专注于研究的医生，对他们来说，基础的临床培训已经足够了。还有想要科研临床两手抓的医生，我们大学特地为他们推行了一个项目，正是我在前几个问题中提到的“临床科学家”项目。参加此项目的医生经过培训会同时成为临床医生和科研人员，他们会在两个岗位轮转并接受高强度指导。这个项目花费的时间比较长，因此是专门为那些想留在学术界并且日后想成为教授的医生提供的。
9、您在临床和科研活动上都享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也获得了很多成就。至今您最自豪的职业成就是什么，为什么？
这个问题我想分为三个部分回答：科研、临床及学科建设。 首先在科研方面，我们开发了神经系统疾病的动物模型。我们可以在其中模拟疾病进程，然后开发、实施新的神经保护策略。以多发性硬化症为例，我们开发了大鼠视神经炎模型。通过实验我们可以证明，结合免疫抑制和神经保护治疗，动物的视力基本得以保留。而通过单用可的松或单用神经保护治疗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此治疗策略已经转化到临床研究，证明了这种联合治疗方法的优越性，目前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正在进行。 在临床研究中，我们开发了“一站式卒中救治”模式。对于大脑半球大面积梗塞的患者，我们不会先把患者送到CT扫描室，再回到急救室，再送到血管造影室。我们会直接把病人送到血管造影室，快速给病人进行CT扫描、止血治疗，然后神经放射科专家会直接进行血栓切除术。于是到院后血管再通的时间就可以减半，并且也能达到更好的疗效。 在学科建设方面，我认为我最大的成就是在哥廷根牵头成立了一个卓越科研集群，与医院其他科室、大学各系及哥廷根其它研究机构如马普所、亥姆霍兹研究所、德国灵长类研究中心等合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在几年前成功建立了德国第一个卓越科研集群。凭借此项目及其它项目申请通过的资金，我们得以在哥廷根建立了几个新的科室（研究所），譬如认知神经病学、神经退行性研究及神经免疫学。
10、新冠肺炎疫情现在是医疗领域最大挑战之一，您认为这对您所在领域有何影响？
据我们了解新冠肺炎并不仅仅是一种肺部疾病，同时也是一种脑部疾病。首先从感染的并发症来看，新冠肺炎不仅会导致嗅觉减退和各种急性症状，窦静脉血栓和中风发生的概率也比普通病人要高。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也学会了对病人进行早期干预，比如抗凝血治疗，这也是疫苗可能会产生的副作用之一，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应对这些情况。 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Long-Covid（新冠长期症状）。大部分有新冠长期症状的病人并没有受到肺部疾病或者心脏疾病的太大影响，而是更多受到脑雾的影响，这会导致注意力和认知问题。我们现在尝试着记录疾病的直接影响，以及疾病的继发性症状产生的影响，比如心理影响等，以及我们该如何区分抑郁症和新冠引起的抑郁。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研发对应的治疗方法。 为此，全德国的大学组建了一个网络，用以记录全国大学医院收治的所有新冠病人的数据，因此我们现在有一个巨大的数据库。我们现在尝试使用诊断仪器来检查。比如此类患者脑脊液是否有改变，认知功能是否有改变，或者神经功能是否有改变，并进行长期观察。我认为这是研发新疗法的先决条件。
11、对于想要从事神经内科或神经科学的年轻医生/医学生，您有什么建议？
我会说，想做就做！我认为这是最有魅力的事情。大脑是人类最复杂、最有趣的器官。关于大脑，需要我们去探索的未知还有很多，不仅仅是关于神经系统疾病，还有关于我们的意识。为什么人类是如此复杂的意识生物？还有很多我们尚未理解的事情。我认为神经科学和神经病学是唯一能够让我们科学地解答这些问题的途径。 因此，每个对此感兴趣的人都应该从事神经科学或神经病学相关工作，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我们需要接受过培训的神经病学临床医生，我们需要优秀的基础研究人员，任何能帮助我们解答这些问题的人我们都需要。
12、假如您不从医的话，您会从事什么行业？
我想我可能会成为一名建筑师或哲学家，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建造东西，至今我还非常喜欢。因此对我来说建筑师也是一个选择。因为我脑海中对事物的三维立体关系非常清晰，即使周围环境非常复杂，我也能把握到事物间的三维立体关系。 或者我会成为一名哲学家。我之前也提到，我也修读过哲学。如果你思考意识或者人生的意义的话，总是不可避免地涉及哲学相关问题。所以这两个是我感兴趣并且有可能会从事的行业。
13、您的爱好是什么？
一方面，我对当代艺术很感兴趣，我日常会收集当代艺术品。我认识不少当代艺术家，都是在他们的工作室认识的，也会经常拜访他们。跟他们交流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对世界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会得到他们对科学非常有趣的反馈，而我也可以针对他们的艺术作品给他们反馈。除此之外我的另一爱好是园艺。我先后到过中国和日本访问，中国传统园林景观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因此我也尝试在我自己的花园里加入中国元素。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用来休闲和沉思的小小天地。 Mathias Bähr在德国南部的图宾根大学医学院攻读人类医学，并于1985年获行医资格证。1986年，在已故的Jürgen Peiffer教授的指导下，他在图宾根大脑研究所获得了神经病理学医学博士学位。其后，他转到杜塞尔多夫大学医院神经内科在H.J.Freund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初始专科培训。1987年，在德国科学基金会（DFG）的资助下，他加入图宾根马克思·普朗克发展生物学研究所在F. Bonhoeffer教授指导下进行科研工作。1988年，他获马克思·普朗克奖学金支持，赴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加入已故的R.P. Bunge教授神经生理学团队。1989年，他回到图宾根大学医院继续在J.Dichgans教授手下接受临床神经病学专科培训，同年获得研究小组奖之后，他在马克思·普朗克发展生物学研究所成立了自己的研究小组。其后他在图宾根大学完成了临床神经病学专科培训，获特许任教资格，并任Schilling基金会特聘教授。他在图宾根大学任高级顾问及副教授后，于2001年起任哥廷根大学医疗中心神经内科主任、神经病学系主任终身教职。 Mathias Bähr的研究重点是成年中枢神经系统变性和再生的细胞和分子基础以及针对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如创伤、多发性硬化症、帕金森病或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的神经保护治疗策略的开发。他是德国基金会下属大脑分子生理学研究中心（CMPB）及大脑纳米级显微镜和分子生理学卓越科研集群（CNMPB）发言人之一，也是“多尺度生物成像”卓越科研集群（https://mbexc.de ）的成员。他是欧洲神经科学研究所（ENI-G; https://www.eni.gwdg.de ）发言人。至今Mathias Bähr已在同行审议期刊上发布了超500篇文献（H-index 92）。
● 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 马克思·普朗克学会 Gertrud Reemtsma基金会董事
● 德国-以色列基金会董事（GIF; 2007-2015）
● 英国皇家内科学院院士
● 德国神经科学学会主席（2007-2009）
● 哥廷根科学与人文学院院士
● 神经科学科普网站dasGehirn.info 创始人及董事
● 德国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心（DZNE）董事
● 欧洲神经科学科学研究所发言人
● 大脑纳米级显微镜和分子生理学卓越科研集群（CNMPB）发言人（至2019）
● 《分子与细胞神经科学》Editor of Molecular and Cellular Neuroscience (MCN)主编
● 《实验神经病学》 Experimental Neurology 编委
● 图宾根大学Attempto奖
● Hannelore Kohl基金会奖
● Hermann and Lilly Schilling基金会特聘教授职称
● 德国神经病学学会Heinrich-Pette纪念奖
● 德国巴登－符腾堡联邦州科学、研究和艺术部青年研究者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