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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仁医医疗特别邀请到国际足踝大师、德国足踝之父Olms教授做专题访问。Olms教授现任DIAKO集团医院弗伦斯堡分院骨科、创伤、手部和整形外科高级顾问。
他1996年创立德国足踝外科学会，当时只有5名成员，发展至今已有成员2000人。他创立了足踝外科培训体系，并在全球开讲。这30年间他去世界各地手术、演讲，热衷于慈善事业，自费飞往欠发达地区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免费手术。他总是喜欢走很远很远的路去见这个世界上有意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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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录 #
1、您何时萌生从医的想法？最终为何决定从医的呢？又为什么专攻足踝外科呢？
与大多数人相同，在大学期间，我在探索自己的职业道路上花了些时间。那时候，我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林业。但为了赚些额外的生活费，我去了哥廷根大学医院的重症监护部门兼职。在值夜班的时候，我会和值班的同事聊聊天，从某种程度上，这激发了我学习医学的热情，是我学习医学的原因之一。
另一点原因是，我们发现林业专业的就业机会非常少。在德国，林业每年只有40个工作岗位，但林业专业每年有400个毕业生。我想学习林业不是长久之计，后面就转修哥廷根大学的医学了。这一点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的专业变化本质上像是——“都是用锯子，只是之前锯木头，现在锯骨头。”看来我的工作是离不开锯子了。但是，我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早晚会成为外科医生，因为我当时还在哥廷根大学医院的重症监护部门工作，同时也在外科和病理学科做助手，这大概是助推我成为外科医生的因素。而至于我是如何成为足踝科医生的，我们可以在后面的问题中慢慢聊。其实我也只是幸运地在对的时间出现在了对的地点。
2、您的职业生涯中是否有对您来说很重要的人，他们教会您什么，是如何启发您的呢？
在外科领域，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的老师们，他们与众不同。
我在创伤外科的第一个老师告诉我，一旦我的手沾到了血，就必须马上离开手术室，所以我得非常谨慎地使用手术器械。他教我在术中复位骨折时如何避免刺破手套，同时我也学会了遵守手术室中的规矩。
当我看到一些医生在手术过程中为了加快手术速度而乱扔手术器械时，我知道这不仅不能加快速度，而且还会给器械护士添乱。我们必须在手术室里守规矩，因为只有团队协作才能完成好一台手术。而且我在手外科接受的培训，让我学会了用轻柔的手法处理软组织，并且培训也巩固了我的解剖学知识，这些经验在手外科和足外科都非常重要。
此外，在门诊部积累的经验也非常重要，因为确定手术的适应症是很关键的步骤。我必须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需要进行手术，而不是我个人的主观意愿，我也必须考虑到患者的个性与其生活状况。我也学会了不接诊患者，在我和患者之间的相处不理想的情况下，或有时我预感某个病例的手术结果会不理想，我会选择不接诊。我们必须要牢记一点，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治疗的对象并不是某个疾病或某种病理，而是患者。这一点对于我的外科生涯影响深远。
3、您创立了"足踝外科基金会"，当时仅有5名成员，但它现在成为欧洲最大的足踝学会——"德国足踝外科学会"，并拥有超过2000名会员。请问您创立该学会的初衷是什么？在学会成长过程中遇到过什么样的挑战，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要回答它，就得谈到我整个外科职业生涯。一切得从一家位于巴特施瓦尔陶的小医院说起。巴特施瓦尔陶是我的家乡，那里靠近吕贝克市。那家医院只有75张床位，也就相当于中国医院的一个病区大小，可见它非常非常小。当时一群投资人买下了这家医院，他们在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也有一家医院。当时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在医院开展足踝手术。那时候，足踝手术在德国虽然不是鲜为人知，但确实无人问津，亟待发展。我说：“当然了，我喜欢挑战，那就去美国学足踝手术吧！”这发生在1990年，也为我打开了通向足踝外科领域的大门。
回到德国后，我立即开展了我第一台足踝手术，第一年我做了65台手术。短短几年内，我做了300例足踝手术，也就在那段时间，我得以迅速积累大量经验。随后，我邀请美国外科医生来访，通过这种方式向他们汲取经验，加快我的学习速度。
1994年，我决定在距离巴特施瓦尔陶约30分钟车程的吕贝克举办第一门足踝手术实践课程，从巴特施瓦尔陶开车约30分钟就能到达吕贝克。那时我们使用模型授课，结果非常成功，紧接着，我继续安排了更多的课程。1996年，在同事们的推动下，我成立了德国足踝外科学会（GFFC）。
起初，我并不想成为创始人，因为我知道创始人的责任重大。但幸运的是，当时有一家美国公司资助了学会举办课程及年会。这家公司是DARCO，他们在中国制造了中国第一批矫形鞋，我们当时也算和中国有了联系。学会里的一切其他活动都没有赞助也没有盈利，必须靠我们自己。我得自掏腰包支付很多旅行和会议的费用。当我们在吕贝克举办会议时，我们在不同成员的家中进行小组和教员的最终会议，以降低会议成本。
其实，我做这一切的驱动力在于——我想要为其他足踝外科医生提供最佳的培训方式，以及为患者提供最优质的足部问题治疗方案。
对于运营如此庞大的学会，我们得到了非常多的帮助，当时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德国还有另一个足踝学会，他们是在德国骨科与创伤外科学会（DGOU）的支持下与我们同时成立的。我的目标是争取实现这两个学会的合并。因为既然这两个学会目标一致，那么它们也可以得到相同的支持、合并成一个学会，一起开年会呢。不过由于这两个学会之间存在许多政治问题，而一旦涉及到政治，一切都变得复杂了。直到现在，我都没能成功合并这两个学会。不过好消息是，自2022年起，这两个学会都加入了欧洲足踝学会（EFAS）。
4、您被称为"德国足踝之父"，您本人如何看待这个头衔？它又如何改变了您的职业生涯？
谈到这一点，我必须说我很幸运，在对的时间和对的地点遇到对的人。收购我们医院的投资团队在美国有很丰富的足踝学科资源，他们为我打开了足踝科的大门。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当时也确实需要有人（在德国）迈入这个领域。我当时年轻、有活力，喜欢挑战自己。于是我答应他们说：“走吧，去学个明白”。当时如果有新项目、新手术领域，我会直接加入，马上开始工作。
对我来说，在德国推进现代化的足踝关节手术非常重要。我从传统的拇外翻手术中了解到，这些手术在某种程度上会损伤关节。
而现在有了美国的经验，我就知道了这种损伤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避免，还有许多其他的技术可以保留患者的关节，让他们能更好地生活。医院里有位比我年长的同事，他对患者进行了传统的拇外翻手术，术后患者需要卧床三周才能下床。而现在，通过新的手术方式，患者手术当天就能出院，这种医术进步是患者的福音。
至于我的头衔对我的职业生涯有什么影响。对我来说，头衔只是个噱头，它从未影响过我的职业生涯。我一直从事着我喜爱的工作，并不关心我的头衔。我没有在大学医院工作过，之前一直都是在大学教学医院工作，相比之下大学教学医院更看重头衔。然而，我们这个只有75张床位的社区小医院却成了全球足踝外科教学中心。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希望来到我们医院拜访我，想和我们一起推进现代足踝外科的发展。这种拜访就不仅仅是足踝外科手术的交流了，这更是一种文化交流，一种人生观的交流。对我来说，足踝这个部位在我的生活和外科医生的职业发展中至关重要。
5、至今您最自豪的职业成就是什么，为什么？
实际上，一切又要说回足踝外科。我最自豪的成就就是成立了德国足踝外科学会（GFFC）。特别是我们为培训年轻外科医生创造出来的新型教学模式，并且至今仍在使用。从最开始，这种模式就是独特的。教育又恰是我真正希望专注、做好的领域。我想培养这些崛起的外科新人，也想为年轻外科医生提供教学培训，把我对外科的热情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尽可能在足踝外科这条道路上走得更长远。所以，我认为创造这个教育模式，以及成功培养年轻外科医生，是最让我自豪的事。
6、您退休之后，对足踝外科慈善事业倾注心血，我们也了解到您经常飞往欠发达地区为有需要的人免费做手术，是什么让您对慈善事业抱有如此高的热情？
不仅是在退休后，我在职业生涯中最繁忙的阶段就开始做慈善工作了。那时我的慈善工作需要在假期进行，所以我会利用假期去各个发展中国家。但这也需要得到家人的支持，如果你的工作需要牺牲你对家庭的陪伴，有时这不是个明智的选择。
在之前与美国骨科和足踝外科同事的接触中，我了解到一个来自西雅图的组织——“Healing the Children”（治愈儿童）。参与该组织活动的成员必须自掏腰包支付旅行、住宿、食物、交通等一切费用。
这个组织一般只为医院人员和我们团队的成员提供一顿晚餐。我们团队通常由外科医生、麻醉医生、助理护士、翻译员和摄影师组成，大约有15到20人。
在那段时间里，我遇到了一群治疗儿童内翻足畸形的专家，他们是非常出色的老师，也是非常棒的伙伴，我们一同去了东南亚的各个国家。
在其中一次旅行中，我带上了我的儿子，因为我认为带孩子去亲身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状况是非常重要的，能让他感恩他在祖国拥有的一切。我希望能带他感受到无论人们身处怎样的境地，都能够感到满足和快乐。我自己也能深切感受到发展中国家的人们非常懂得感恩。
在这些旅行中，我们也会邀请学生或年轻的外科医生一同前往，让他们了解如何在没有豪华医疗设备支持的情况下进行手术。
7、您对如何培养年轻医生有好的建议吗？您对年轻的足踝外科医生又有什么建议呢？
我认为给出建议的前提是我对这个国家的教育系统十分了解，恰巧我并不了解中国的教育系统和培养模式。不过随后我会拜访一些中国医院加深了解。
我的建议是，我们应该筛选适合学医的学生，使用更多的标准去考察他们，而不是只看他们在学校的成绩。医学生成为外科医生的标志，一定不会只是他们成绩的高低。
在医学和外科领域，有各种各样的测试可以测试学生是否胜任这份工作。除此之外，还有认知测试，用于判断学生是否有能力进行手术。例如三维视图测试、内窥镜测试模块、虚拟现实眼镜，对学生手部灵巧性的测试，这些都非常重要。
如果学生通过了这些测试，成为医学生，那么我们应该建立起导师制度，让他们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整个学习过程。最理想的状态是一对一教学，一个导师指导一个学生。
研究表明，在进行真实手术之前对人体标本进行特定的实操训练会有更好的手术效果。因此，这种导师制度非常重要。在标本实操前，学生可以对手术的理论背景进行汇报，通过视频演示手术步骤，然后在导师的指导下在尸体上进行实操，对真实病例进行讨论，并在导师的护航下参与真实的手术，这是最理想的教学模式。导师制度对于年轻外科医生的培育至关重要，它可以或多或少地提高年轻医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
紧接着，我们需要设置固定的课程作为未来教育的基础。我从美国同行那边了解到，在早些时候，即使年资较高的外科医生隶属于不同学科，也要承担给年轻同事教学的责任，并带领那些年轻的外科医生参与到科研的过程中来。这和外科手术能力无关，因为人人都可以对着文献综述发表演讲。但他们需要有这样的机会给年轻医生讲课和培训。这对职业生涯早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培训他人的过程中，能够加固和提升我们对知识的理解，所以培训他人总是比自学效果更好。
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总是会对个人的生活产生影响，我们很难完全找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但是，如果得到家庭稳定的支持，我们便可以大胆追求外科医生的职业生涯。
8、足踝外科未来十年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在足踝领域，我非常确定的一点是，无论是在择期手术还是创伤手术中，微创手术都将有一席之地。患者们都希望切口更小，术后恢复更快。
有证据表明，微创手术可以提高我们的手术效果。当然，我们未来可能还会依靠机器人辅助手术来优化手术结果。
我在访问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期间，了解到该医院已经进行过许多机器人辅助手术，只是他们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未来也会影响我们的工作。
除此之外，介入技术和同时运用多种技术进行手术，这些新思路也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日常工作。科技的发展一定会大大影响外科手术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过去市场上出现的许多新产品已经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但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我们治疗的不是疾病，而是病人。
有许多有影响力的事实将对我们的日常工作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患有糖尿病此类伴随疾病的病人数量正在不断增加，会改变我们未来的手术需求。但是，不论科技能辅助我们到什么程度，我们医生对生物力学的理解、解剖学的掌握和手指灵巧性的训练应始终是工作的基础。
9、在足踝外科领域至今还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这也可能是足踝外科／骨科领域缺医生的原因之一。您认为医院／医疗机构在鼓励更多女性从事足踝外科或骨科方面做得如何？如何改进？
我只能作为德国人根据德国的现状给你提供一些参考。在德国，现在70%到80%的医学生为女性，可以说大部分的医学生都是女性。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自然而然会看到女性外科医生增多。当我们尝试探讨外科医生这个职业对精神和体能方面的要求时，比如说要有快速和准确的决策能力，你会发现这些要求都与性别无关。在我看来，未来性别差异对这个职业的影响只会越来越小。虽然现在男性外科医生的数量是女性外科医生的三倍，但是在手术中，技术操作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增长，这远比体力要求更重要。
同时，手术中有许多便于操作的设备。打个比方，人们从前需要靠大方向盘操纵飞机，而现在人们只需要操纵杆就可以实现。这样的改变也将发生在外科手术领域。所以我确信未来性别差异对这个职业的影响只会越来越小。
当你阅读关于女性外科医生的文献时，你会发现导致外科医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一般都是家庭，如果她们想组建家庭，那么她们的职业计划就会受到影响。但在许多这类文献里，女性外科医生都表示女性在未来要更有野心，这样女性外科医生将占据更多领导席位。所以，这并不是男女之间的性别冲突问题，而是女性自身要更有野心，努力占据外科领域中的更多领导职位。我相信在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下，我们自然会看到女性外科医生数量不断增多。
10、作为一名医生，您最享受您工作中的哪一部分？假如您不从医的话，您会从事什么行业？
这就得说回我的个性了，我认为慈善工作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迷人的部分了。与发展中国国家的患者相比，西方国家的患者更少表达他们对医生的感谢。对我来说，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有能力给患者带来有品质的生活，是很美妙的事。我们在印度尼西亚遇到一个小男孩，他出生后因为患有内翻足畸形被丢弃在垃圾桶里。由于我们有相应的手术技能，我们在他两岁时为他进行了手术。现在这个男孩已经十五岁了，他成为了一名出色的足球运动员。每次讲出这个故事都会让我非常触动。这件事情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影响，也让我看到了自己作为外科医生，在短时间内改变他人人生的可能性。这也是外科领域的一个优势——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到成果。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点。
如果我没有成为外科医生，我在年轻时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但我没能通过入学考试，所以失去了做飞行员的机会。后来我学习林业，可这个专业的就业机会似乎不多。幸运的是，我不得不在大学医院赚点额外的生活费，巧合之下改变了我的专业方向。我得说成为外科医生是我这辈子最棒的选择。
11、您在闲暇之余有什么兴趣爱好？
这可能取决于外科医生有没有闲暇时间。那次去深圳我了解到，中德两国的医生对于休闲时间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有趣的是，我听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一位同事说，只要有病人需要治疗，他就不能休假。治疗病人对他来说比度假更重要。而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德国，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我有闲暇时间，家庭生活是最重要的，我会花更多时间陪伴我的孩子、孙女，还有我的其他家人。我会做各种运动，去各地旅游，还有做园艺，当做纪念自己对林业的喜爱。我喜欢烹饪、阅读，只要时间允许，我什么娱乐活动都会做。同时，在旅行中挑战自己、探索新的文化、和新的人打交道，这些事对我的生活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让我能远离媒体呈现的内容独立思考。我也很少相信媒体片面的报道，我只相信眼见为实。这就是过去我经常去许多国家旅行的原因，我希望可以在闲暇时间，尽可能地提升自己的见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