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至今,《国际脊柱新闻》(Spinal News International)对全球46位顶级脊柱大师进行过专访,其中不乏众多著名国际脊柱协会主席。
我们从《国际脊柱新闻》中选取了三位著名国际脊柱大师的采访实录与大家分享,包括德国脊柱协会创始主席 、欧洲脊柱协会前主席Prof. Mayer、北美脊柱外科协会前主席Prof. Jeffrey Wang和德国脊柱协会主席Prof. Kandziora。
Prof. Michael Mayer是国际脊柱新闻第一位采访的脊柱专家。
Prof. Michael Mayer采访摘录
2009年1月28日
在访谈中,Prof. Mayer谈论了他对脊柱外科手术未来发展的看法,以及手术目前面临的问题等。
Q1:您是何时决定从医的?
实际上1973年高中毕业后,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老师认为我擅长教别人,建议我学习物理或化学。所以我选择先服兵役,这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来考虑我的未来。幸运的是,在我入伍之前,我去了一家小医院实习,我能参加的第一台手术是全髋关节置换术,当时对我来说很有意思。所以我“感染”了“手术病毒”,决定退役之后学习医学。
Q2:您为何选择专攻骨科?为什么又选择了脊柱?
当时我在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美因茨大学学习,由于父母无法支持我的所有费用,我在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兼职上夜班。上个世纪70年代是神经外科令人着迷的时期,因为当时出现了第一台能做大脑成像的CT扫描仪,而外科显微镜对这个专业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所以我决定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我在柏林自由大学神经病理学系开始了我的研究生科学生涯,然后在1983年,我在Mario Brock教授手下开始了神经外科的培训。当时一种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创新和微创技术从美国转移到欧洲:髓核化学溶解术。Mario Brock教授和我是第一个在德国应用这种技术的人。虽然髓核化学溶解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一种手术技术,但这激发了我对脊柱外科的兴趣。
脊柱外科就像外科手术地图上的一大片空白区域,在我看来,它是最具创新性和科学性的专业。对我来说,我考虑的结果是:如果我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脊柱外科医生,我必须得学习骨科和创伤脊柱外科。当时,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要想获得神经外科和骨科的全面培训和国家认证,需要十年的时间,并且这将给我带来一个新的职业身份,既有优点,也有缺点(骨科医生说:“他是神经外科医生”;神经外科医生说:“他是一名骨科医生”)。无论如何,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明智的决定。
Q3: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最自豪的时刻是什么?
我当选为欧洲脊柱协会和德国脊柱协会主席时的确挺自豪的,但回首过去,我最自豪的是决定参加1987年初由Parviz Kambin组织的第一期经皮椎间盘切除术课程。虽然当时我没有钱,但我还是透支了账户,预订了飞往费城的航班,参加了课程,购买了第一批最基本的器械(在美国以外没有),走私到德国海关,并于1987年3月在德国进行了第一次经皮内镜椎间盘切除术。这实际上是我脊柱外科医生职业生涯的开始,它让我对微创技术产生了兴趣。
Q4: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在这里我必须提到一个人:我要向我的第一任导师Mario Brock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神经外科系主任)致以最深切的谢意,他激励了我开展科学工作并教会我“全球思考”。他也启发了我对显微外科技术和手术美学方面的热情。我不能忘记我在骨科、神经病理学、解剖学和生物力学领域的所有老师,这些老师帮助我了解了诸如人体脊柱这样复杂系统的解剖学和功能。
Q5:你认为脊柱协会对这个领域来说有多重要?
我相信国内和国际脊柱协会将要发挥的主要作用是指导我们领域内的科学进步,并为全世界不同医疗体系的脊柱专家进行“游说”工作。但这只有当协会拥有大量注册会员,并可以为许多脊柱专家发声时,才能做到这一点。这需要科学数据。因此脊柱协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应该是获取有关脊柱治疗和手术程序、结果和质量的数据。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Spine Tango-由欧洲脊柱协会发起的欧洲脊柱数据库。
Q6:Prof. Mayer传奇人生最特别的经历有哪些?
1998年世界微创脊柱大师Prof. Mayer创立了慕尼黑哈拉兴骨科医院。成为了全球最好的骨科医院。
2000年Prof. Mayer与美国和德国五位脊柱专家创立国际脊柱创新发展协会ISASS。2001年第一届ISASS年会在德国慕尼黑召开,大会主席是Prof. Mayer。目前ISASS在全球78个国家拥有3122个委员,举办过15场年会,发表4267篇年会论文。中国区委员有:杨惠林、海涌、夏虹、谢宁、张西峰、付强、孟庆兵、蔡卫华。亚太区年会2010在中国三亚召开。
2006年Prof. Mayer创立了德国脊柱协会。成为了欧洲最大的脊柱科学协会。
2007年Prof. Mayer创立了慕尼黑国际足联卓越医疗中心。目前中国还没有国际足联卓越医疗中心。
2017年Prof. Mayer来到中国,中国的大企业、投资人、房地产商希望Prof. Mayer能在中国创办一家中德合资医院,把慕尼黑哈拉兴骨科医院的成功模式复制到中国。Mayer告诉他们此生他不再创办任何一家医院。他用了20年时间创办了世界上最好的骨科医院和慕尼黑国际足联卓越医疗中心。他不再重复做同一件事情。
德国医疗体系如此强大,其实是整个国家医疗水平强大,这是国家使命,医疗必须要全球思考。Prof. Mayer希望在中国创办仁医医疗。通过德国著名专家到中国医院定期工作,把中国医生送到德国著名医院访学、读博,中德视频会议、国际远程会诊把德国医院标准化的诊疗方案、手术方案、培训方案带到中国三甲医院,为中国千家三甲医院做订制化的国际医疗服务,提高中国医院的整体水平。
毕竟医疗是一个公共产品,需要团队合作和国际合作才能取得巨大成功,这才是他未来人生最有价值的一件事。对一个国家来说,不是某一家医院强大,而是整个国家整体医疗水平同步提高,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才能强大。
2017年6月30日Prof. Mayer在中国广州创立了仁医医疗。这是他传奇人生的最后一件事业了。
Prof. Jeffrey Wang采访摘录
2011年1月25日
Prof. Jeffrey Wang向《国际脊柱新闻》讲述了他在一个小镇上的成长经历,他的父亲对他的人生观的深刻影响,以及基础科学如何帮助他揭开脊柱的秘密。
Q1:你是如何对医学产生兴趣的?为什么选择骨科?
在我之前,我的家族中没有人从事过医学领域的工作。我出生在南达科他州米切尔的一个小镇上,但四岁时就搬到了西弗吉尼亚州的费尔蒙特。在成长过程中,似乎医生是一种会得到社会感激的人。在这样一个小城里,真的没有高管、白领,也没有穿西装上班的人。我们有煤矿工人、农民,还有在杂货店工作的人。看到社区里的人们对镇上为数不多的医生的感激之情,让这个职业似乎成为了最能影响生命、发挥最大积极作用的职业。小时候,和我打交道的人,似乎对我们镇上的骨科医生印象最深。我还记得,老师、夏令营辅导员等人,告诉我他们是如何发生意外,骨折了好几根骨头,骨科医生如何让他们重新走路。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很早就决定当医生,选择骨科。
Q2:在你的职业生涯中,谁是对你有启发的人,他们的哪些建议让你至今难忘?
我的父亲在我的一生中给我的启发最大。他的故事很悲壮,但却很励志,这在他们那代人中可能很常见。他在中国大陆中部一个小镇外的一个小农场长大。他很早就知道,如果不离开自己的小镇,不改变自己的处境,除了在农场工作,他将永远没有机会做别的事情。13岁那年,他和爷爷把所有能背的农产品都打包,两人走了几天的路,来到了最近的小镇卖掉了所有的农产品,爷爷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他。我父亲拿着钱去最近的城市上学了,自此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他努力供自己上学,离开了祖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生活在美国的他,直到五十多岁才有机会与亲属联系,而那时,他的父母和大部分兄弟都已经去世了。他还给我讲了他如何从战争中生存下来,如何努力寻找食物,如何努力求学的故事。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知道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道理。每当医院有重要问题或紧急情况时,我就会想到他的艰难,这真的让人觉得很有意义。他给我最难忘的一个建议是,你无法控制别人的行为和想法,你只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即使别人对你不公平,也要公平对待他们,做正确的事。这样一来,你就可以一直活在你所做的事情中,你就可以在晚上安然入睡了。他是一名教师,虽然是移民,英语不是他的第一语言,但他找到了与人沟通的方法。
Q3:您个人对脊柱的护理理念/方法是什么?
我发现脊柱是人体形态和功能最神奇的部位之一。在了解脊柱病理的原因和如何有效治疗方面,我们只是处于冰山一角。我治疗病人的理念是尽可能地告知他们,让他们在治疗方案上做出决定。这需要额外的时间向病人解释,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他们会有他们的具体病情问题。他们来找我寻求治疗建议,但相反,通常他们从我这里得到的是会关于他们病情的一个具体情况,他们也会依此做出关于治疗的决定。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一种理解,即我们没有所有的答案,我们不能保证结果,但我们会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做出最好的决定。这就是我对待脊柱疾病患者的方式。
Q4:能否介绍一下您治疗过的一些难忘的病例,以及结果?
其中最难忘的一个病例是一位著名作家,她得了转移性癌症,不幸的是,癌症侵蚀到她的脊椎,造成脊髓压迫。我们从她的脊柱上切除了肿瘤,并为她的脊髓减压。鉴于她当时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手术。她与癌症抗争多年,一生经历了四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肿瘤。最令人难忘的是她的精神和生活意志。她通过诗歌最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她与癌症抗争的过程中,她的文章把她的想法描绘得如此生动。她从脊柱开始做得很好,但不幸的是,在她做完脊柱手术后的两年左右,大面积的癌细胞就开始对她造成了伤害。在最后,她写了最后一本书,在她去世前,她和家人出版了这本书。在书中,我看到了她对癌症的感受,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坦然,以及她对我作为脊柱外科医生的看法。这让我完全理解了她的经历,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我想对所有治疗脊柱疾病患者的同事说的是,我们在患者的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我们不能把这当做一件小事。我们要以诚相待,把他们的利益和幸福放在首位。
Q5:您在医学之外的兴趣是什么?
我有许多医学以外的兴趣,这使我在治疗病人时能够成为一个尽职尽责、富有同情心的医生,但当我离开医院时又能成为一个 "普通”人。体育活动和健身对我来说是真正的激情。我仍然每周至少打两次全场竞技篮球。竞争性有助于让我保持精神集中,当然避免受伤和从每场比赛后恢复体力,也成为对我身体越来越困难的挑战。
经常和我一起玩的朋友没有一个是医生,也没有相关工作人员。其实大多数都是作家、制片人或演员,我发现他们所做的工作与我这个外科医生所做的工作相差甚远,很有吸引力。我也尝试着每天锻炼身体,我认为这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医学之外,我的家庭是重中之重,我试着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真正和他们沟通。音乐也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在大学和医学院期间是一个摇滚乐队的成员。我听说有人退休后无所事事。但我相信退休后这对我来说将不是问题。
Prof. Frank Kandziora采访摘录
2018年9月14日
Prof. Kandziora曾经是一名充满抱负的建筑师,但自从在德国服兵役期间被分配到医疗助理岗位后,他就再也没有想过离开医疗行业。作为曾经的欧洲脊柱协会主席,他回顾了过去一年的成功,以及当今脊柱外科医生面临的最大挑战。
Q1: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想从医的,具体是什么吸引你去做一名脊柱外科医生?
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曾经想成为一名建筑师。当时德国每个年轻男性都必须服兵役。偶然的机会,我被分配到医疗部门,当一名医生助理。就在那时我被他的工作和他帮助他人的方式所吸引,所以我便决定要当一名医生。
我第一次接触脊柱外科是在大学毕业后不久。我有机会参加了由我第一位导师Kerschbaumer教授主刀的经口齿状突切除术。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手术,手术室里人满为患。这种高难度的手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决定自己以后也要做这种 "超高难度的脊柱手术"。
Q2: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是否出现对你有重要意义的导师?他们教会了你什么?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法兰克福大学骨科医生Fridun Kerschbaumer教授是我博士论文的导师,他是一位杰出的外科医生,拥有无与伦比的技术,我也尽我所能来向他学习。另外一位是指导我博士论文的柏林洪堡大学创伤外科医生Norbert Haas教授,是德国十多年来最重要的创伤外科医生。他不仅教会了我做手术,还让我了解了卫生系统和医疗政治是如何运作的。他们两人对我都有很大的恩情。
Q3:从业至今你最引以为豪的成就?
作为BG创伤外科医院法兰克福分院脊柱外科主任,我很自豪能够领导 "世界上最优秀的脊柱团队 "。
Q4:最令人难忘的病例?
每年都有许多令人难忘的病例。但到目前为止,最令人瞩目的病例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女教师,她患有Klippel-Feil综合征和Arnold-ChiariⅡ型畸形,之前在其他地方做了手术,导致小脑扁桃体突出增大,出现了较严重的脊髓病变和植入物脱位。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不能走路,几乎不能坐,也不能写自己的名字。在做了一次翻修手术后的几个月,这位女士恢复得非常好--她现在又可以走路和跳舞了(探戈是她的爱好),并且完全恢复了工作。看到脊髓损伤患者有康复的可能,尤其是年轻患者,总是振奋人心。
Q5:目前脊柱外科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发达国家脊柱外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随着年龄的增长,导致残疾的退行性脊柱疾病和骨质疏松性骨折等疾病的数量不断增加。这就需要我们调整现有的资源,以确保越来越多的病人仍能得到适当的治疗。我相信,现在有必要在全社会讨论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我们有多少能力去做。
Q6:作为创伤外科的专家,目前该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这些挑战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是否有变化?
脊柱创伤外科领域最大的挑战还是我们的人口老龄化。10年前,我科80岁以上高度不稳定脊柱骨折手术治疗的患者数量还不到所有脊柱骨折的2%,而如今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近10%。高龄、多病、常有多发创伤、典型骨质疏松患者的严重脊柱骨折,是目前我们脊柱创伤外科面临的最大挑战。
Q7:作为德国脊柱协会现任主席、常驻董事会成员,您对这个职位有什么期望?
德国脊柱协会自2005年成立以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目前,它是欧洲最大的全国性脊柱协会,拥有公认的教育和质量保障项目。我的主要职责是继续保持这一良好的发展态势,并提升德国脊柱协会的国际作用。
Q8:作为德国的外科医生,德国的医疗体系如何帮助和阻碍您的研究和/或实践?
德国的医疗体系是世界上最好的体系之一。总的来说,“全民医保”的实行使我能够为全国的每个人提供良好的脊柱护理。另一方面,脊柱手术的数量增加导致了政治压力,这反映在媒体宣传上,他们抱怨病人要做的手术太多,同时可能还做了其他一些不必要的检查。这极大地影响了医患关系,而这种关系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基础。我认为,重要的是通过明确脊柱手术的必要性,证明手术数量增加有明确的原因,主要是人口老龄化和治疗方案的改进,从而重建医患信任。
Q9:在脊柱领域的顶尖研究人员中,仍然存在性别差距。您认为各机构在鼓励更多女性从事脊柱事业方面做得如何,是否可以改进?
虽然在过去的20年里,医学院内的性别差距有所缩小,但不幸的是在我任教的大学里,最终从事脊柱研究或临床脊柱外科的女性并不多。当其他专业如麻醉科、妇科或眼科,甚至 "累死人"的普外科都有超过50%的女性外科医生时,女性在 "脊柱 "领域仍然是个例外。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善这种情况,比如优化和调整工作时间和条件,允许怀孕的外科医生做手术等等,但我的同事中仍然只有18%是女性。我也很困扰该如何进一步改善这种情况,但我愿意接受任何建议,也非常乐意接受女性申请我科室的职位。
Q10:您对希望开始从事脊柱外科工作的人有什么建议?
我认为热爱自己的工作是绝对必须的。脊柱外科是一项有时会耗费体力、具有挑战性、趣味性、工作时间长、有一点挫折的任务。因此,你需要有热爱和激情才能成功。但如果你真的热爱它,它将会有很高的回报,因为你的工作将成为你的爱好,让你每次工作都很快乐。如果你快乐,你也能让别人快乐。所以,如果你喜欢 "脊柱",那就去做吧,因为这是你让自己和很多人快乐的机会。
Q11:在脊柱之外,你有什么兴趣和爱好?
和很多人一样,我对美食和上等红酒情有独钟。然而,我最喜欢的爱好是研究考古学和阅读历史书籍。
来源:Spinal News International
未来还有更多全球著名脊柱专家的内心独白,敬请期待!